今天，我看到一张照片，声称这是1977年女知青胡连珍因为收听敌台，在深圳公审大会上被判死刑的场景。这张照片引发了很多人的愤怒，许多人对那个年代的残酷表示强烈谴责，认为那是一个没有法律、充满罪恶的时期。然而，看过这张照片后，我对其中的细节产生了不少疑问。
首先，关于深圳公审大会的问题，我们知道，1977年深圳还没有正式设市，依然是宝安县的一部分。这一点在历史上是很明确的，但如果事件发生在深圳，按理说应该是在深圳设市之后的事情，因此，照片中的事件背景与实际历史情况不符。其次，照片中，胡连珍一左一右被两名警察押着的场景也令人感到疑惑。虽然我们现在看到警察押解嫌疑犯是很常见的事情，但在1980年代之前，这样的情况并不普遍。那时，警察的数量很少，一个公社通常只有一名公安员，押解犯人和执行枪决的任务往往是由军队负责，民兵则起到协助作用。而且，当时确实存在一个叫做公安军的部队，虽然名字中带有公安二字，但它的待遇和装备与现役军人相似，并不属于普通的公安系统。 再看胡连珍的照片，罪名牌的细节同样值得怀疑。通常情况下，犯人在被判死刑时，罪名牌上会用黑色墨水书写罪名，并盖上红色的戳印，同时在背面插上一张亡命牌以作记录，照片通常会拍到这些细节。但从照片来看，胡连珍的罪名牌是用红色墨水书写的，而且并没有划叉，也没有亡命牌，这些不符合当时的常规做法。此外，照片中的标注罪名为反革命组织同案犯，这就更令人不解了。若她是反革命组织同案犯，那么她应该是某个组织的成员，而不仅仅是一个人。然而，偷听敌台与参与反革命活动并无直接关联，怎么会因此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罪名呢？ 再来看网上的一些资料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，还有一名叫杨恭初的男子，他也是因为偷听敌台而被判死刑。尽管杨恭初的照片也有很多可疑之处，但有一点比胡连珍的情况更清晰，那就是，杨恭初被押送时并不是由警察，而是由军人押解，且他的罪名牌上明确有划叉。 至于在1970年代，偷听敌台这一行为是如何判决的，我并不完全清楚，但根据我的了解，在我的家乡，有两个人曾因试图逃往香港而被捕，最后他们的判决通常只是劳动改造一个月。根据我的推测，收听敌台的行为，即便是受到了严厉的处理，其判决也不应比逃往香港的行为更为严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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